17世纪，菠萝传入中国以后，在广东、福建、台湾地区广泛种植。有趣的是，水果菠萝的名称一开始并不统一，在不同的方言区，人们对它有不同的叫法，尤其在福建，以“梨”为称是一大特色，而在闽南方言中，菠萝又称“旺来”，取“富贵自来”之意……
那“菠萝”的称呼到底是如何确定的呢？我们通过广东、福建、台湾和其他省份的方志记载，一起来探究一下吧！
在新中国成立以前，“菠萝/波罗”并非指称现在人们通常认知的水果菠萝。
一般认为，广东地区是最早种植菠萝的地方，可查到的最早载有该水果的记录是《新兴县志[康熙]》（1687）：“波罗，即波罗蜜，大如斗，别有草波罗，形不相类。”从“形不相类”这个表述看，波罗应该就是指现在所说的波罗蜜。而《高州府志[光绪]》（1890）解释：“草波罗，叶、实俱类橹罟叶、实，俗名波麻子。皮丹，肉黄而香。”“橹罟”又是什么呢？我们找到《信宜县志[光绪]》（1891）中的果之属：“橹罟，俗呼簕古，叶如剑，边脊有刺，如锯齿，园圃篱落多种之。”“橹罟”就是通常俗称的“假菠萝”，而“草波罗”的叶子、果实都与“假菠萝”几近相似，显然是水果菠萝无疑。也就是说，广东人习惯称菠萝蜜为“波罗”，而把水果菠萝叫“草波罗”“波麻子”，菠萝蜜和菠萝的称呼是通过果子生长的地点来区分。如今，在广东人的口语中，仍然把树上长的叫“大树菠萝”“波罗”，地上长的叫“草波罗”“地波罗”“麻子”“兜子”，确乎是沿袭着初始称呼而来。
在福建，大部分方志都将“菠萝蜜”记为“多罗蜜”，因此较少出现将“菠萝蜜”称为“波罗”的情形，而少数地区记作“波罗蜜”，则出现了名称讹混情况。如《莆田县志》（石有纪修，张琴纂；约民国初年）载：“波罗蜜，一名凤梨，刺状，旧果在根茎，色红，外被鳞片。”再比如《永春州志[民国]》（1930）：“波罗蜜，种自泰西之荷兰移来。永人名之曰‘王梨’。”“凤梨”“王梨”是水果菠萝的明确称呼，但这里却与波罗蜜相混了。在内陆地区，“波罗”更是与水果毫无关系，《温江县志[嘉庆]》（1815）言：“鸡冠，大者名波罗。”而根据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的整理，在冀北官话中，“波罗”指“眼球上长的白色薄膜。”西南官话则指“木鱼”，山西人还将柳条所编的盛器称为“波罗”。
那么，为什么会以“菠萝/波罗”称呼水果菠萝呢？这其实是一场阴差阳错的误会。上文，我们提到的广东新兴、高州、信宜三地都属于粤西，从《赤嵌笔谈》（1722）可以知道：“粤西以波罗蜜为天波罗，黄梨为地波罗。”根据《粤中见闻》（1801）：“波罗蜜，波罗熟以盛夏，大如斗。”粤中的“波罗”也是称呼“波罗蜜”的。
这么说，到底哪里的“波罗”是称呼水果菠萝呢？
我们在《台湾通志[光绪]》（1892）中找到了答案，其言：“粤东谓黄梨为波罗。”而《归善县志[乾隆]》（1783）中收有“波罗蜜”，也收有“凤梨”，言：“凤梨，亦名黄梨，俗曰波罗。”归善正是粤东地区。换而言之，在粤东附近的地区才有称呼菠萝为“波罗”的习惯，而清代道光年间《植物名实图考》（1846年左右成书）中的记载给人们造成了错觉。《植物名实图考》第一次将菠萝的画像与名称结合起来，形成图文兼备的解释：“露兜子，产广东，一名波罗，生乡野间。实如萝卜，上生叶一簇，尖长深齿，味色香俱佳，性热。”菠萝与假菠萝（橹罟）形似难辨，但假菠萝生食口感酸涩，通过“味色香俱佳”的解释，我们可以判断《植物名实图考》里的“波罗”就是指水果菠萝。要知道，《植物名实图考》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区域性植物志，对近代植物学的研究产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影响。虽然，“波罗”的说法只是粤东一小部分地区的称呼，但写入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中的意义却大有不同，植物学界确定菠萝的命名自然需要参考该书所言，于是，它从地域性的称呼上升到了普遍的共识称呼的地位。
正是源于《植物名实图考》的权威性及其影响力，在民国时期，大型辞书的修纂都将菠萝定为“波罗”，立为统一的条目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为明确其植物属性，更添上了草字头。自此，“菠萝”成为了水果菠萝的固定称呼，广为流传。